“交易室有电影院那么大，800多名交易员坐在其中忙碌。我走进门，他们齐刷刷地回头看着我。这时我细致到，其中一个女性也没有。” 那是1979年的伦敦金融城，当时英国四大银行之一米兰银行的交易室(Midland Bank，现已并入汇丰控股)。

 

王丽丽回忆着本身最早结缘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情形。正是在伦敦金融城，她成为新中国最早的外汇交易员之一。而那时，即便在西方发达经济体，金融衍生品也才起步不久，女性交易员更是凤毛麟角。

 

现在，身为全球红利最高、市值最大的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王丽丽分管的营业之一仍是本身的本行——全球金融市场部。这个部门有100多人，其营业却涉及工商银行近一半的资产，而且“内资银行，无论规模大小，交易员出身的总行级向导，也许只有我一个”，王丽丽言下不无自大。

 

虽然她已不再直接从事交易，但我们仍不难感觉出那种出色交易员特有的敏锐思维。王丽丽说：“我会经常去交易室，观察交易员在电脑上一步一步地操作，发现并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题目。我也会时常提示交易员，要真正出类拔萃，他们不能将本身的思维局限于路透或彭博终端的大屏幕，还要关注国外网站上的最新新闻，关注国际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关注美国国会在讨论什么，将来几个月内可能会出台什么法案，等等。英国《金融时报》的市场版是肯定要看的。要有前瞻性和预见性”她左手边的一张桌子上，赫然摊着一摞打开的“淡三文鱼色”的印刷品，正是号称国际银行家们每日必读的《金融时报》——“除了在英国留学时负担起来实在有些困难，这是30年来我几乎天天必读的”。

 

自2001年从中国银行加盟中国工商银行任副行长以来，用王丽丽本身的说法，她的成就重要是“带了一支队伍，做了一点贡献，干了一些事情，学了一些知识”。

 

当时，工商银行国际营业很少，国际结算量才1600多亿美元左右，如今则是7700亿，每年增速都在30%以上。那时，工商银行境外机构寥寥无几，而王丽丽到任后的第二年就将交易室迁往香港，第三年就建起伦敦子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资金融机构首次在境外设立银行。此外，他们还建起了外派国际人才库，加大培训力度，为将来的国际化发展贮备更多人才。她透露表现，我们的目标是将工商银行建成全球最大的贸易融资和国际结算银行。

 

王丽丽有着非常雄厚、自若、率真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吐露出一种你通常并不会预期能在女性身上发现的那种挺拔独行的豪气，或者照她本身的说法，有点“大大咧咧”——工作上的事“什么都忘不了”；而处理小我事务时，“总是丢三落四”。

 

在描述本身30余年的从业经历时，王丽丽口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是“挑衅”、“风趣”或“故意思”。她的目光中透着成功人士特有的自傲、机智与穿透力，但并无侵略性，加之经常会爽朗地笑出声来，让人忍不住去想象她在不同的舞台上——从伦敦金融城的交易大厅，到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总部大楼，到亚太经合组织(APEC)、国际商会(ICC)和国际掉期与衍生工具协会(ISDA)，现身那些或高调或私密的会议，所显现的风采。

 

“我喜好富有挑衅性的工作。有一段时间我分外痴迷于数学体系设计，痴迷于那种纯粹的智力挑衅所带来的乐趣。”王丽丽如许描述本身从事金融工作的初衷。

 

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门生，以优秀的成绩卒业于南开大学后，王丽丽被分配到财政部，端起了当时人人艳羡的“铁饭碗”。但她却不写意，“居然”径直找到人事部，要求换到当时的财政部国外营业局—亦即后来的中国银行，从事国际营业。也许从未见过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字辈”，据王丽丽回忆，人事部的向导看着她“直发愣”—言及此，一阵爽朗的大笑。不过，不知为什么，她的要求竟然获得了批准，而且一会儿就将她分到外汇交易室，从事外汇账目管理工作。

 

她后来才知道，这次看似寻常的工作调动背后，经过了一番对她家庭背景和本人体现的周到审查，由于在当时，外汇交易室是个“核心”部门，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机可以纵贯总理、副总理，而外汇账目也属于国家核心计心情密。

 

王丽丽的工作从做账开始，起初还觉得“挺故意思”，经常要接触诸如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之类当时还多少有些“神秘”的新名词。但没过多久，起初的奇怪感与挑衅性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琐碎的例行公事。王丽丽并不讳言当时曾经有过的疑心，包括哭鼻子，“赖”在宿舍里不想上班，被向导“说”的“糗事”。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她甚至一度考虑跳槽到外国文学出版社。

 

但机遇再度垂青王丽丽。

 

1979年，中国银行自建国以来首次通过考试从全国范围内选拔良好的年轻员工赴国外学习。一贯争强好胜的王丽丽也报名参加选拔，“一共考了5门，我的成绩全行总分第一”。

 

“好吧，反正也没出过国，连飞机都还没坐过，有如许一个机会出去看看应该也挺故意思。至于别的理想，等回来再说！”就如许，王丽丽挥别了本身的文学梦，来到伦敦金融城，到当时的英国四大银行——劳埃德银行(Lloyds Bank)、国民西敏寺(National Westminster，现并入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巴克莱和米兰银行学习。一位英国偕行曾问过她想做什么营业，她随口说“期权”。英国偕行不禁莫名惊诧：“中国的银行有这项营业吗？”对于当时中国银行业同国际同行间的差距，王丽丽至今记忆犹新。

 

女性交易员在当时是“性别少数派”，身为“少数派”的一员，自己就是一件值得自大的事。一个听起来像打趣，但却颇为真实地描述伦敦金融城交易员生存状况的说法是，交易员的寿命比一样平常人短，离婚率比一样平常人高，由于交易员用脑过度，容易愉快，而且，全球金融市场一天24小时交易，交易员的作息时间同圈外人也偶然差，同家人的沟通天然受到很大影响。

 

外汇交易员们有本身的小圈子。天天午餐时，他们会聚在金融城的几间酒吧里，既是“偷得浮生半日闲”，让一向紧绷着的神经松弛一下，也是为了交流信息。当时，中资机构的外事纪律还颇为僵化，不许可中方工作人员涉足酒吧之类的地方。但王丽丽照旧偷偷地跑去。在酒吧里，王丽丽同男性交易员们一路挤在长凳上，觥筹交错间，交换着诸如“近期美元走势如何”之类的话题。这么做其实颇有风险，“假如被向导捉住，我肯定会被遣送回国的”，王丽丽笑着回忆道。但不去与偕行沟通、交流信息，“根本没办法开展营业”，因此，如许的风险也是不得不去承担的—假如你真的想做出点成绩，而不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做了16年交易员，由于熟谙营业且精通英语，其间王丽丽得到诸多令人艳羡、甚至嫉妒的学习机会。除了外汇和衍生品交易，王丽丽还有机会陪同总行向导出访世界各地，以致经常会被误认为是向导的翻译或秘书。

 

“到国际资本市场借钱”是这些出访的紧张内容之一。1980年代初，国家的政策是努力保证外汇贮备不低于100亿美元。1981年12月31日，中国的外汇贮备终于突破了百亿美元大关。今天，我们已风俗了20000亿美元外汇贮备所带来的种种烦恼，很难想象昔时的筚路蓝缕。

 

对王丽丽而言，为借款而睁开的频繁会商，是接触和学习当时国际金融创新前沿的大好机遇。“他们究竟如何能将固定利率折算成浮动利率，将利率降到LIBOR(伦敦银行间市场隔夜拆借利率)以下，居然还能有钱赚？假如我借了这笔钱，转手在货币市场上以LIBOR贷出，马上就能赚到钱。当时感觉‘这太神奇了’，我的愉快点一下就被调动起来。不厌其烦地问对方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从中了解到如何行使衍生品、票据之类的工具，以及各司法区不同的税收政策，造出复杂、精妙的模型”，所有这些，在当时的中国金融业界，可谓闻所未闻。“你说金融是不是很奇妙？！其中的精妙之处，由不得你不感爱好，不去投入其中，不去努力学习。”谈及此，王丽丽的双眸绽放出愉快的光彩，而后她又不忘补上一句：“其实，我觉得本身照旧挺擅长创新的，不像一样平常说的所谓女性在金融界会更‘妥当’什么的。”言罢，又是爽朗一笑。

 

“创新是一个银行的生命力所在，在我分管的营业中，我肯定要赓续创新，不要沉闷，要大家都有一种愉快感、成就感、知足感，感觉本身对银行有贡献，对社会故意义，本身的人生故意义。”王丽丽如是说。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我的每一次升迁都不是本身刻意经营的。最‘拽’的一次，被提拔为(中国银行)行长助理时，我居然去找常务副行长，说我不想干，不想去19楼(中行总行向导层办公的楼层)。”

 

拥有英国伯明翰大学MBA学位的王丽丽，在描述本身的向导经历时，给出的答案却同正统的商学院教育天差地别。的确，同她那份让人艳羡的简历形成反差的是，王丽丽看上去是那种对经营仕途不萦于心的人，否则，她应该不会有那种清亮的、比现实年龄年轻得多的眼神，以及那种洒脱、爽朗的风度。这一点与她所讲述的小我职业发展历程也颇为契合。

 

从英国回国后不久，一天向导找到王丽丽，慰勉有加地说：“小王啊，以后可要承担更多的重任呀！”其时，年轻的王丽丽显然还没学会“闻弦歌而知雅意”，听不出来这其实是升职的前兆，既没有试着多探些向导的口风，也没有客套一番，只是“大大咧咧”地透露表现，一定会把工作做好。

 

不久，王丽丽成为中国银行“文革”后首批提升到副处级岗位的三位青年才俊之一。

 

在王丽丽看来，经营仕途经济总必要动些专业之外的心思，假如本身能把握住，当然没什么不好，但有的人把握不住，心思动得多了，效果偏离得太远。她透露表现宁愿做一个“专业干部”，努力做好本身分内的工作，在专业方面赓续提拔，超越本身，而其他的事则天真烂漫。

 

国外金融界常见的一种说法是，交易员要改变职业轨迹，成为一个成功的向导人，必要战胜的一项庞大挑衅是人际能力，或曰沟通能力，由于交易员的工作更多是和数字打交道，缺乏处理“人”的题目的历练。

 

对这种成见，王丽丽不以为然。在王丽丽看来，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底线照旧“做人”，“(有用地利用向导力)其实不在于你是否辩才无碍、长袖善舞。原则只有一条，对别人好，就是对本身好。人嘛，要学会‘舍得’，该吃亏时就得吃亏，没什么大不了的。”

 

王丽丽认为，做向导，首先本身的营业要强、要精，这是基础。达到肯定条理后，还要有战略思维。“在中国银行，我做过外汇基金部主任，做过信贷管理部负责人，做过风险管理部老总；在工商银行，我分管公司营业部达6年之久，此外，资产负债、法律事务、改革方案，我都做过。彷佛银行营业我基本上都有所涉猎。而且，我在若干国际组织长期任职，懂得在大背景下进行宏观战略思考。你说我有什么好严重的？没有。”

 

那么，在日常工作中，王丽丽又是如何利用向导力的呢？

 

“对于我分管的部门，我都会事无巨细地告诉相干人员要做什么、要怎么做、要遵循什么步骤、程序，一个月后要做什么、一年后要做什么，什么时间节点上应该向我汇报什么，等等。我的所有批示都很详细。有一段时间，每周我会给我分管的所有部门主管发一个督办单，如许，即便相干人员本身忘掉了，我也都记得。这种做法后来虽然取消了，但我照旧记得很清楚，假如布置的工作没有及时完成，照旧一样督办。”

 

王丽丽回忆着参加APEC峰会时的情景，脸上洋溢着幸福、迷恋的光彩。任职于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以下简称APEC)已历10年，王丽丽是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中国代表，及APEC世界妇女向导人组织成员。

 

参与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纵横捭阖，同国家向导人近距离接触，如许的经历颇富挑衅性。“在那种场合，你必要将国家利益的大背景时时刻刻装在脑子里。没有人能够设想所有的突发事件，因此，也就没有人能告诉你碰到什么情况时要怎样应对。”

 

比如涉及两岸关系的题目，王丽丽讲了两个小故事。

 

一是2001年的上海会议。原本会前的默契是，中国台湾只能派“次长”级官员参会，但那次他们却派来了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时任台湾“中间研究院”院长李远哲。李远哲找到王丽丽，盼望通过她传递一个信息—在关于中国台北代表级别的题目上，“两岸各退一步”。“主权题目没有会商的余地”，这是王丽丽的回答。

 

二是在2006年的河内会议上，中国台北代表打算在对话中抛出一个刁钻的题目，王丽丽决定阻止他。这个代表一向推托有事，避而不见，王丽丽就等在他下榻的酒店大堂里，一向等到半夜，终于等到这位代表，并同他一向谈到凌晨一点半，最终说服了对方。“国家利益当前肯定要强硬”，王丽丽回忆道。

 

本次采访不久前，王丽丽刚刚参加完在新西兰召开的APEC会议回到北京。会上，应东道主之邀，王丽丽作了关于国际货币系统改革的主旨报告，中英文对照，同时提交给央行和银监会向导，以及交际部。王丽丽的另一个提案是关于跨国资本流动过度的题目。关于前一个报告，王丽丽吐露，这是一项长期工作，还要做进一步预备提出第二轮报告。至于后一个，则源于她对当前危急的观察与思考。

 

“你知道英国苏格兰哈利法克斯银行(HBOS)破产案例吗？”王丽丽问道。“我分析了这家银行破产的缘故原由和整个过程，发现它同美国的银行破产案例很不同，其资产负债表其实特别很是健康。其破产完全是资本市场短期的非正常流动所致。我很想就此做一个案例分析，这同我此前两年所作的关于跨境资本流动的课题是同等的。”据王丽丽吐露，她的这一提案得到APEC多个成员国，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秘鲁、智利等的正视与参与，还从APEC申请了一笔研究资金，由美国南加州大学作专题研究。

 

直到2008年底，王丽丽一向是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以下简称ICC)最高决策层即实行委员会(Executive Board)的成员。认识外贸营业的人对ICC都不陌生，由于了解ICC对各种国际贸易术语的诠释，是从事外贸和贸易融资最基础的入门知识。作为ICC最高决策层成员，曩昔6年中，王丽丽参与了国际贸易规则的制订，详细工作，照王丽丽的描述，“一群白头发、戴眼镜的大人物关起门来制订国际贸易规则。所有议题都要讨论表决，要阅读大量的英文资料，而且悉数要事必躬亲，不能指望助手的协助，由于在ICC总部门禁森严，外人无法窥其门径。”

 

长期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订，针对当前全球危急之下贸易珍爱主义抬头的形势，王丽丽正在设想能否通过贸易融资打开资金通道，提振全球经济增加。“我有一个很棒的主意，在不久前的APEC财长会议上提到过，日前同ICC主席吃饭时还同他分享，不过如今还不能告诉你，”王丽丽卖了个关子，显得有点“神秘兮兮”的。这个计划必要“多方面——包括国家财政、社保和进出口国双方的金融机构——共同参与、共担风险”，王丽丽透露表现。

 

眼下，王丽丽照旧国际掉期与衍生产品协会(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 Inc.，以下简称ISDA)董事会成员。

 

“这是一个‘富人俱乐部’，有关国际衍生品交易的许多规则都是由该组织制订的。”王丽丽如许介绍协会在全球金融业中的地位。同其他“高级金融”规则制订机构一样，ISDA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欧美人士”和“男性”主导——董事会20多位成员中，除王丽丽外，只有两位亚洲人，分别来自日本的瑞穗银行和野村证券，其余的则悉数来自于欧美的金融机构；除王丽丽外，也只有另外两位女性，其中还有一位在秘书处从事行政，而非营业工作。

 

“中国肯定要参与游戏规则的制订，否则，没有话语权，完全处于被支配的弱势地位，不仅蒙受经济损失，而且会莫名其妙地受损失。” 任职于该协会，王丽丽不仅要代表中国金融界的利益，在国际金融规则制订过程中为中国金融业争夺更多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整个亚洲金融界的利益。

 

“你知道ISDA董事会用了多长时间才就是否接纳一个中国人进入最高决策层作出最终决策？整整一年的时间！”王丽丽回忆道。“他们最初同我就有关接纳我加入董事会的意向接触一年后，才忽然关照我说该组织董事长盼望同我电话交流，而后，一个星期六清晨，在我全然没有防备时，电话打到我家里，足足‘拷问’了我一个多小时，题目涵盖我本人的从业经历、衍生品相干知识，以及对ISDA组织的熟悉。一向到我正式成为董事会成员、有权查阅其内部机密文件后，我才知道，原来为了我的任职，ISDA董事会专门召开过两次会议。”

 

早在当前的危急爆发前，包括沃伦·巴菲特在内的业内闻人即曾诘问诘责衍生品是“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本次危急中，衍生品，分外是OTC衍生品交易缺乏监管与透明度，被认为是危急的罪魁之一，作为规则的制订者，ISDA备受关注。当前ISDA的工作一是要为衍生品交易建立监管机制，二是建立中间清算机构，盼望借此提拔衍生品市场的透明度，更好地控制风险。规则的制订总会涉及各利益相干方的博弈，在ISDA董事会内各种不同见解也时有碰撞。对此，王丽丽透露表现，在这个舞台上，她肯定要将中国乃至整个亚洲金融业的合理利益诉求充分表述出来。

 

在王丽丽的努力下，ISDA第24届年会于2009年4月下旬在北京召开，这是该组织首次在中国召开此类会议。央行和银监会相干向导届出席。

 

“我们本身驾车从格尔木到拉萨，一起上你感觉蓝天、白云离你那么近，仿佛一伸手就能摘下天上的云朵。你能亲眼看到成群的藏羚羊在飞奔—真的是在‘飞’，轻灵得像飞禽。我们走过唐古拉山口，走过雅鲁藏布江，感受青藏高原上的朝晖夕阴、气象万千，体验藏民的生活。”

 

王丽丽讲述着本身的西藏之旅，颇为感性。说起这段经历，是由于记者问起，向导一家大银行，还要参与若干国际组织的向导与决策工作，经常出差，“几乎天天都要加班”，王丽丽如何平衡本身的事业与家庭生活。

 

“生活是本身创造的，怎能不兼顾？”王丽丽反问道。“但一定会有所捐躯。”

 

王丽丽并不讳言曾有过的“焦头烂额”。结束在伦敦的任期回到中国银行总部，本想歇息一下，好好享受家庭生活，却立即被行长委以向导全行信贷改革的重任，厥后的三五年间，王丽丽几乎天天“干得天昏地暗，不到晚上10点不放工”。有一年的元旦，新年的钟声已经敲过，王丽丽还在办公室加班批贷款。时任中行行长刘明康也在加班，脱离办公室时，专程叫人给王丽丽送来一块点心，“当时我太饿了，感觉那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好吃的点心。吃完后还要继承加班”。

 

还有一次，王丽丽的老师在英国学习，留下她独自一人照料当时才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一天，王丽丽让儿子下学后在某地铁站等着她去接，可那天由于工作太过繁忙，直到晚上10点，王丽丽才如梦初醒地记起儿子还在等着她，其时正下着雪。

 

“为了事业真的必要支出许多，但没需要到这种程度。虽然我是这么过来的，但其实并不同意女性专业人士要如许做。”虽然时隔多年，谈起这个小插曲时，王丽丽的神情和言语间还带着些愧疚。

 

如今，虽然照旧几乎天天加班，周末也经常要出差，但王丽丽透露表现，加班时间不会那么久了，尽量和家人共进晚餐，周末假如不出差，“肯定要和家人好好安排一些运动”。

 

虽然老师偶然会“挤兑”她“不食人间烟火”，已经上大学的儿子也会就“人生价值”之类的题目同她争论，但谈起这类家庭生活琐事时，王丽丽的脸上洋溢着一种对家人的深深的眷恋与由衷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