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亚雄

 

　　我认为现实上潜在的最大伤害是将会爆发货币战争。(索罗斯.2013.1.24.瑞士达沃斯)

 

　　闻名的货币学家弗兰兹。皮克说：“货币的命运最终也将成为国家的命运。”

 

　　自《货币战争》一书开启了国民对货币的高度关注，央视十集电视剧《货币》直通历史讲述货币故事，日前索罗斯再次狙击日元收获10亿美金——货币题目再次浮出水面，这个掌控世界命脉的壮大力量终不会永久躲在历史的背后，被人们忽略。

 

　　回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可谓冒险家的乐园，大佬云集，商业繁荣，也催生了声色犬马、风花雪月的上海。1927-1937年，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在文学与电影作品中反复提及的繁华的上海滩，与纽约、巴黎齐名，是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

 

　　同时期正是世界大冷落时期，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世界经济危急开始，一向连续到1935年。但直到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经济却获得了极大发展，与世界大冷落形成光显的对比。

 

　　这难得的“黄金十年”，与中国当时的货币制度银本位，关系伟大。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资料表现，在1927～1937年间，中国的公路通车里程增加到11.6万公里，新建铁路7895公里。1935年至1937年，国内工商业高速发展，1936年1月甚至出现了几百万美元的贸易顺差。

 

　　许纪霖、陈达凯的1995年版《中国当代化史》表现，1937年，全国银行存款总数将近40亿元，比1931年增长了近一倍。1931年至1937年间，小门生人数增加了86%，大门生人数增加了94%。

 

　　赖建诚《经济史的趣味》中提到，从1927年到1936年，中国的工业增加率在8%以上，GDP飞速增加，达到9%的增加速度，是同期日本的三倍。也有学者称“据测算当时年均GDP增加率超过10%”。电讯、邮政得到快速成长，民航空运拓荒了12条航线。

 

　　而很多以后影响力伟大的大师级人物，鲁迅、胡适、钱钟书、詹天助、华罗庚也在这临时期崭露锋芒。

 

　　在这个西方学者总结为“黄金的十年”(Golden Decade)中，诞生了很多大城市，据说，城市里“当代风格的办公大楼拔地而起，密如织网的大道穿过人口稠密的地区，水电供给体系遍布在很多紧张市区……收音机和卷烟、电影和汽车、卡巴莱餐厅和西式服装的数量赓续增加。”

 

　　与上海的经济繁华相比，北京的人文气息更为浓郁一些。以林徽因“太太的客厅”、茅盾的“月曜会”为代表的社会青年的聚会，聚集了一批如徐志摩、沈从文、梁思成、金岳霖等日后声誉斐然的精英。

 

　　一个美国观察小组在1935年有过如许的报道：“中国在所有领域里，都在发生伟大的转变；同十年前甚至是五年曩昔相比，当代化将给中国带来长达几个世纪的深远影响。”

 

　　我们的教科书对这临时期的描述可谓轻描淡写，仅被称为“短暂的繁荣”，诠释枯燥而难以背诵，这些关键词可整顿为：南京一时当局鼓励发展实业，大喊实业救国口号，民众自发抵制洋货，宽松的经济政策，一战爆发，列强顾不上中国等等。

 

　　其实历史事件自己的逻辑和故事比理论更具借鉴意义。在国际大冷落的背景下，中国居然能够独善其身？

 

　　那段时间列强的确自身难保。1918年一战结束后到1928年，美国帮助重修欧洲，发了一笔战争横财，随着欧洲有用需求降落，美国泡沫渐起，直到1929年股市崩盘，金融危急开始。而更为糟糕的是，当时以美国为首的金本位货币制度导致了危急的敏捷蔓延。

 

　　两次大战之间(1918-1939)世界上有60个国家采用金本位，以实现国际上稳固的汇率，方便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届时美国已经庖代英国成为世界金融大国，拥有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黄金，成为各个国家的金融首领。

 

　　凯恩斯已经意识到金本位的伤害，他称英国已戴上了“金脚镣”，呼吁英国尽快离开金本位。事实上美国金融大象一样平常倒下，如同中了连环计的首船着火，不可避免地殃及了整个船队。由于金本位制度的严酷与僵化，其他国家的银行无法根据现实情况调整货币政策，因而连锁反应敏捷扩散，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急和大冷落时代很快到来。

 

　　在这个世界性的危急中，中国却自力于危急之外，基本没有受到影响。由于，中国相沿了旧时的银本位，对外贸易是使用白银结算，银本位与国际金价不挂钩，白银在国际上不是货币，而是与铜一样的金属。当国际金价恐慌变动时，中国币值与之无关，进而使得中国经济不受危急影响。

 

　　中国民众对银子的认可超乎想象，自明清以来直到1935年民国当局废除银本位，银和银币是稳固中国经济生活的紧张货币，即便在某些时段当局强力推广铜币、有人甚至主张以金作为重要货币时，民众最认可的货币照旧白银。相沿旧时的银本位货币制度，是这“黄金十年”的最根本保障。

 

　　1931年9月，英国公布离开金本位，全世界的金本位制渐渐崩溃。

 

　　伯克利经济系的BARRY　EICHENGREEN(1992)和MIT经济系的PETER　TEMIN(1993)教授对金本位制进行了大量统计和研究。若把1929年英美德法的物价设定为100，1929～1932年间，这四国的批发物价指数同步下跌，几近重叠，1932年以后，各国采取了不同的货币政策之后，物价指数才有了显明的不同。而中国恰恰与之相反，在他们同步大幅下跌30-40%时，中国反而高升25%。

 

　　用台湾经济学者赖建诚的话形容，就好比一场流感袭来，本来身强力壮的列强们均深受重创，而素有东亚病夫之称的中国却安然度过。

 

　　如许的效果得益于银本位的“浮动汇率”。当金本位国家被金锁链捆绑而同步起伏时，中国得以置身事外。当然，在国际白银价格起伏时，外贸会受到响应影响，但1937年之前的中国，外贸占经济总量小于7%，也非支柱。

 

　　中国银本位在1935年落下帷幕。1934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发起的“购银法案”，高价收购白银，谋利者们将中国的白银一船一船地运往美国，中国经济遭受空前袭击，国民当局于1935　年11　月公布废除银本位货币制度，结束了白银与中国货币几百年来的内在联系，虽然使当时的中国经济临时脱节了危急，但法币自己的特征是可任意发行，这就为后来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埋下了隐患。

 

　　刚刚曩昔的20国集团(G20)会议，占世界上GDP总量85%的十九个紧张国家及欧盟首脑聚焦货币政策，虽然被称为“未取得实质性计划，显然只是一纸空文”，但是，我们应清醒地看到，货币政策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它追随经济的发展暗流涌动，从来没有制止过。

 

　　(本文部分观点摘编自《经济史的趣味》赖建诚，2011，浙江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