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是当代经济社会运转的关键产业，其基础性作用在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假如金融体系的服从得不到进步，那么整个中国经济都将受到特别很是紧张的拖累，这是中国金融安全和稳固的最大威胁。

 

研究注解，绝大多数的外资银行进入可进步本国银行业服从和本国货币政府的依法监管水平，但也有少数案例注解，大量外资银行收购合并本土银行，整个市场的竞争力不但没有进步，反而使外资银行获得高额垄断利润。这可能是中国对外资入股国内金融机构有股份上限控制措施的缘故原由。

 

一、银行、证券、保险业的对外开放进程

 

1．银行业开放程度明显进步，竞争力赓续加强

 

中国银行业开放30年以来在广度和深度上发生了质的转变。银行业开放是渐进、有序的。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时间分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改革开放之初至加入世贸组织前（1979年-2001年）。这一阶段的开放重要是配合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引进外资，开放措施带有“试点”特性，没有开放时间表。

 

1979年，中国批准设立了第一家外资银行代表处——日本输出入银行北京代表处，拉开了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序幕。

 

中国第一家外资银行是香港南洋银行在深圳开设的分行，此后沿海区域先行开放，银行业开放赓续推进。截至1997年年底，外资银行业务性机构达到164家，四年内增长了90家，资产总额达到380亿美元。受亚洲金融危急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确定性的影响，银行业开放进程有所减缓。截至2001年年底，外资银行业务性机构为177家，四年内仅增长了13家，资产总额达到450亿美元。

 

第二阶段：从加入世贸组织至今（2001年至今）。这一阶段中国认真履行承诺，渐渐开放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营业的地域范围和客户对象范围。外资银行已成为中国银行业系统的紧张组成部分。

 

建行、中行、交行和工行的改革过程中，引进了境外战略投资者并在境内外成功上市，是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相互促进的成功案例。

 

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经历了艰难的探索，先是要办成专业银行，然后是成立政策性银行，把政策性营业剥离给政策性银行，要把国有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然而事实证实，假如不变化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国有商业银行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

 

在1999年-2000年将13939亿元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剥离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后，封闭的银行系统和旧的体系体例机制仍在赓续地产生新的不良资产。从2004年开始的新一轮改革中，又从工、建、中三大行再次剥离不良资产合计超过1万亿元。

 

这一轮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带有显明的开放色彩。首先，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是开放，在境内外上市也是开放。在境内上市是对境内非公投资者的开放（包括天然人持股），在境外上市是对境外投资者的开放。

 

假如我们用文章开头讲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五个特性来检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产权清晰、政企分开、依法治国、经济激励、社会监督这五个方面，经过改革的国有商业银行都向市场经济的方向大大提高了。至于这些公司治理结构的变化能否使之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还须再看一段时间，如今下结论为时过早。

 

2．证券业的开放度较低，重要限定是商业存在。

 

从历史的教训以及其他金融行业对外开放的经验来看，外资参股证券公司有利于证券公司提拔经营管理水平，构建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机制。当前，应以外资参与高风险证券公司重组为契机，周全推进证券业对外开放的进程，以此推动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尽管证券业已周全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但中国证券业仍然是世界上少数存在对外开放限定性措施的国家之一。

 

目前，大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均实现了证券业对外开放，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分外行政区、新加坡、俄罗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对外资参与证券公司均没有持股比例限定，泰国、印度、韩国等原先的限定条目目前也已悉数取消。

 

很多国内证券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均吸取过国有资本、产业资本或民间资本，但公司治理并没有质的进步，有的公司还达不到合规经营的要求。违规是机构内部人及其所有者获益的来源，但导致法人机构及整个资本市场受损。中国证券业并不缺少发展的资金，重要是缺少“机制”，缺少严酷的公司治理和创新意识。

 

证券市场功能的丧失才是对国家金融安全真正的威胁。就证券业而言，对国家金融安全最大的影响，在于证券公司大面积的违规经营导致投资者对证券市场失去了信念。中国曾经有一段时间，即使是保险资金和社保基金这类亟待拓展投资渠道的机构投资者也不愿投资证券市场，反映了证券业的违规举动已紧张影响了证券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并对其他领域的改革进程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当前情况下，应立足长远，通过引入外资，形成与国内证券机构的良性互动，活着贸组织承诺和现行法律框架内，积极引入国际一流投行、港台优质公司以各种情势进入中国境内证券市场，有利于改革证券业的公司治理，进步会计标准和透明度，进步依法经营、依法纳税的意识，引入和开发新的金融产品，进步管理风险水平，总之是进步服务水平，使广大中国企业和通俗投资者获益。

 

3．保险业的开放较早，但在市场准入上仍有诸多限定。

 

2004年12月11日开始，中国根据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周全摊开保险业对外资的营业和地域限定，除了对寿险公司有外资比例不超过50%及设立条件限定外，对外资没有其他限定，非寿险公司则除了设立条件以外，没有其他限定，法定再保险比例降为5%。外资保险公司与中资保险公司相比，更加看重依法经营、持续经营、创新经营、妥当经营，看重强化内部管理和培育企业文化。

 

尽管中国保险业发展敏捷，但因为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历史短、基础差、底子薄、团体水平不高，与发达国家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保险业的总资产、保费收入、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等方面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悬殊，更进一步的开放仍然是需要的，我们应努力加快这一进程。

 

二、金融市场：蓬勃发展与依然不足

 

人们对风险偏好形成了使用金融工具的两种基本动机：规避风险和投资风险。金融工具的发展使得人们能够行使不同金融工具的特点来规避响应的风险。这些人是风险的出售者，也就是风险的供应者。我们一样平常所说的谋利商人，则是这些风险的购买者，也就是风险需求。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回避金融风险和风险谋利举动可以被视为经济单位的经营运动中又一次分工的征象。经济单位将影响自身经营效益的风险因素通过金融工具，部分或者悉数地交给了风险谋利商。

 

与国际先辈水平相比，中国金融市场还有很大不足。中国金融市场有很大的改革开放的空间，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和配置资源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上来，金融市场的发展总体上是滞后于金融机构改革和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步伐的。

 

三、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可兑换

 

1．中国资本项目开放已面临国际竞争

 

资本项目开放的国际经验注解资本管制不是长期可行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渐进式的开放过程可以为市场和机构适应环境留下充足的调整时间和空间。

 

一样平常认为，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是资本项目开放的前提条件，例如泰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急之前，采取的是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开放的政策，其效果是灾祸性的。但现实上，资本项目开放与有弹性的浮动汇率制度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例如，俄罗斯已经实现了货币自由兑换，但仍对某些资本项目进行管制并实施有管理的汇率制度。从更一样平常的意义来说，资本项目开放也并不意味着什么都可以不管，或者说无条件开放，譬如说反洗钱。

 

2．人民币国际化，国家实力和名誉加强的天然效果

 

随着中国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融合程度赓续进步，中国与区内各国的贸易联系日益密切，影响日益加强，区内一些市场人士、当局官员与学者相继提出了人民币区域化的建议。必要分外指出的是，资本账户的开放有利于实现货币国际化，但不是需要条件。如英镑、马克和日元早就是国际货币，但英国和德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到20世纪80年代才基本完成，日本则更晚。

 

货币的国际化指货币在国际市场作为计值、结算、流通和贮备工具被广泛接受，在国际贸易结算、国际金融交易以及官方外汇贮备中占据明显比例和地位。

 

货币国际化一样平常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货币在周边地区的现钞流通和使用；二是货币成为周边地区贸易和金融交易的计值、结算和流通货币，即货币的区域化，这是货币国际化的初级阶段；三是货币成为贮备货币，实现真正的国际化。

 

全世界的投资者为什么乐意持有某种货币并在某个市场投资，重要考虑的是安全、收益、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中国市场和人民币具有这个潜力。

 

中国的货币市场、债券市场（或者固定收益市场）和股票市场要稳步对外开放，使全球投资者可以根据风险和收益的偏好进行充分选择。

 

货币国际化一样平常应具备下列前提条件：货币发行国经济和贸易规模较大；币值稳固；政治稳固；资本项目下基本可兑换；金融市场大体开放，有广泛的金融工具、深厚的二级市场、功能齐全的金融机构；该国的中间银行必须实力丰富。货币区域化的条件相对低一些。

 

实现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要以一种放松的心态，天真烂漫，既不要大力推进，也不必设置停滞。要做好人民币国际化的利弊分析。

 

首先，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将提拔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成为继GDP、对外贸易指标之后我经济大国的另一标志。

 

其次，可以促使其他国家持有人民币，减轻中国外汇贮备压力，从而减缓重要贮备货币的不稳固性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对我们的影响。

 

再次，有利于降低信息成本、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扩大对外贷款和投资，促进贸易发展。

 

最后，中国可获得肯定的铸币税收益。不利影响在于一是为资本账户的开放带来压力；二是影响货币政府控制货币供应，要求中国进步制订和实施货币政策的能力。

 

四、金融业对外开放与金融安全

 

经济金融的全球化和一体化，使得金融安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因为各国经济金融背景不同，国家金融安全题目存在显明的国别差异。发达国家因为经济实力强、金融市场发达，且相互之间形成一个壮大的利益共同体，主导着国际金融系统，因此其金融安全程度较高，是金融全球化的受益者。但发达国家为维护本国战略利益，其控制手段也较多，比如美国，其对于有着共同利益、价值观相似的发达国家、友爱国家，开放程度高，对于其他国家，则限定措施较多。而欧友邦家在其区域内开放程度高，对区域外则设置了较多限定。发展中国家因为经济结构上存在缺陷，金融市场发展相对落后，在国际金融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普遍存在一些金融安全隐患。

 

金融开放程度与金融安全程度之间的关系特别很是复杂，开放只是影响金融安全的一个因素。金融开放程度高的国家并不肯定金融安全程度低，反之亦然。在本国经济基础并不牢固的情况下，拉美国家通过大量举借外债发展本国经济，效果导致了债务危急；东南亚国家过度开放资本项目，过度依靠外资，效果导致了货币危急。发达国家一方面对外开放，一方面通过有用的限定措施珍爱本国的经济基础，成功保障了本国的金融稳固与安全。

 

发展中国家出现金融危急之前，一样平常会有以下特性：（1）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2）本币现实升值；（3）高流动性资本流入；（4）国际贮备与短期外债比例失衡；（5）汇率制度上，钉住美元汇率政策和缺乏资本市场控制的内在矛盾；（6）非银行金融机构投资风险资产比例过大，且缺乏有用监管。

 

同很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是相对安全的。目前中国的金融系统存在防止金融危急的五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经常账户保持顺差；第二道防线是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第三道防线是国际贮备安全水平高；第四道防线是继承保持对资本账户的控制；第五道防线是以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为重要标志的中国国际竞争力继承保持增加。从根本上说，生产力和服务水平的赓续快速进步是金融体系保持稳固的基本前提。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使外资银行、证券和保险公司更和谐地参与中国经济发展，不但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要，也是维护金融稳固和安全的必要。

 

从根本上说，中国金融对外开放保持着自立、渐进和可控的原则，只要有利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有利于进步中国金融业分配社会资源的服从，有利于市场经济的稳固，我们就要坚持开放。无可置疑的是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时机和节奏把握得相称好，是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最大受益者。尽管有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并不十分和睦，但其主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却为中国带来了FDI大量涌入和各国贸易壁垒普遍降低的实际益处。随着经济的赓续快速增加，中国金融业在如巴塞尔协议、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外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等外部强制约的条件下，正在渐渐变得有用率。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一个有用率的金融系统才是中国金融安全的最大保障，而这一成果的取得，在外部条件方面确实要感谢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进程。

 

（一）贱卖论：片面的理解和不需要的忧虑

 

在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过程中，价格始终是一个敏感的题目。当交通银行、建设银行IPO市净率（P/B值）高于上市前对外资银行招股的市净率时，引发了银行股权是否“贱卖”的争论。根据IPO价格来判断上市前的股权出让价格高低是不科学的。由于，股票价格具有“向前看”的特征，反映了投资者对该企业将来体现的一种预期。对于交行、建行来说，上市前引入汇丰、美洲银行等战略投资者使其他投资者进步了对这些银行的将来发展的预期，从而乐意付出较高的IPO价格。而上市前入股的外资面临三年的战略锁定期，比IPO低的进入价包含了对流动性风险的补偿以及股东与银行的技术转让、体系建立和培训的一系列公司内部价值安排。

 

在中国银行的并购案例中，股份制商业银行规模相对较小，获得的收购价格却较高，国有商业银行规模大，得到的溢价水平却较低。这与国际经验是同等的。

 

中国银行国有股权对外转让应该说不存在贱卖的征象。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中国银行业进步了综合竞争力，赚钱能力普遍加强。

 

（二）金融基础设施：服从上限和安全底线

 

金融基础设施的服从是金融体系服务服从的上限，金融基础设施的安全是中国金融安全的最根本保障。假如金融基础设施的水平低下，那么无论从国外引进的金融服务多么具有创新性，人们所能够得到的金融服务仍然是低服从的。而这一点每每会被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所袒护，被人们所忽视。因此，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紧张一环就是要进步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尽快实现国际化、标准化和当代化。

 

目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金融基础设施”的阐释比较周全，将金融领域的基础设施总结为三个方面：法律基础设施、信息和公司治理基础设施以及流动性基础设施。

 

1．法律基础设施。重要包括民商法、中间银行法、金融监管法、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以及有关付出体系等各种金融法律制度。除了严酷实行金融法律制度，金融监管部门还必要建立预案，以便在出现紧急突发事件时，能够有用珍爱投保人和投资者，和谐各部门之间的利益，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固。

 

2．信息和公司治理的基础设施。信息和公司治理是金融发展的基础，能够使市场准则的发挥更加有用。包括高水平、国际化的会计和审计标准、金融机构的信息正确有用和优秀的公司治理水平。这些都能够大大进步一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稳固性，可以大幅度进步监管服从，对金融机构实施有用监管，确保金融体系更加稳定。

 

3．流动性基础设施是指一整套制度安排和操作的规则，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和金融政策的操作重要包括：首先是各类市场交易体系，包括货币、债券、股票、期货、外汇、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体系是否高效安全；除了交易体系，还有：（1）付出清算体系和证券托管体系；（2）货币政策工具；（3）公共债务和外汇贮备的管理；（4）反洗钱和信息体系。

 

（三）金融监管：遭遇挑衅的分业监管

 

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几年，中国金融业是综合经营，但效果紊乱，导致监管部门决定采用分业监管的体例。随着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的成立，中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模式得以确立。

 

分业监管部分解决了当时的紊乱题目，但随着开放程度赓续加深，这一监管模式受到了全球金融一体化和综合经营的挑衅。严酷区分金融业的经营品种，约束了中资金融机构在金融工具方面创新的动力，而境外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每每表现于此。如何使中国金融监管更加有用率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题目。

 

好的金融监管有四个目标：（1）保持金融市场和金融系统的稳固与安全；（2）保持金融市场投资者的利益，凸起体现在珍爱存款人利益；（3）创造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和优秀的市场秩序；（4）许可金融业创新运动，许可金融机构为适应经济环境的转变而转变，以保持并赓续进步竞争力。有用监管的标准是促使金融部门最大限度地达到以上四个目标。

 

如今，国际上金融监管有几个显明的发展趋势：一是由合规性监管转领导向性监管，即只确定监管目标，中心过程由金融机构在许可范围内自立决定；二是由直接监管转向间接监测；三是由被动式监管转向互动式监管；四是随着金融服务国际贸易敏捷发展，金融监管趋于国际化。

 

中国金融业缺乏创新的重要缘故原由之一是中国监管部门的监管缺乏需要的天真性，基本属于风险讨厌型监管，对金融机构的产品创新，否定多、一定少。监管过度的效果之一是高成本的金融创新。再加上分业监管自己就具有风险讨厌的特性，基本上不会批准银行、证券、保险三者交叉的新营业品种，这对金融机构的创新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是不利的。

 

（四）次贷危急的经验和教训

 

次贷危急威胁到金融安全，从次贷危急中我们能够学到的东西许多，重要有以下五条。

 

第一条，宏观经济政策，分外是货币政策必须要精确和妥当，这一点对整个金融的稳固至关紧张。这里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是一个特别很是复杂的组合，但是我更强调货币政策，比如说利率、汇率、货币供给量、金融市场，这些大的宏观变量要和谐同等，才能够保持经济和金融的稳固。假如货币供给量过多、利率过低的时间很长，就可能作育金融资产泡沫的泥土。中间银行的重要责任人要有反潮流的勇气和伶俐，一个不被市场和公众指斥的在任央行行长，是不会在历史上站得住的行长。

 

第二条，没有“免费的午餐”，违反市场规律必然要支出代价。我们知道，新增次贷贷款的时间也许是2002年到2006年这五年。假如房价继承上涨，次级贷款这个游戏就可以进行下去。但是许多不够标准的人借了贷款，其中有许多人管理不了本身的债务，利率和房价的变动就产生了金融风险。我们知道在整个消耗群体中不是所有的人群都适合贷款，这并不是说穷人就应该没有房子住，解决穷人住房题目可以用财政政策或者其他的政策来解决。假如用一种金融创新使不吻合标准的人得到贷款，彷佛解决了题目，现实上造成了更大的金融风险，代价特别很是昂贵。这又一次验证了经济学上所说的没有“免费的午餐”，金融业必须要按市场规律办事。

 

第三条，因为信息舛错称，市场过度信赖评级公司。买次贷金融资产的投资者和机构做了肯定的尽职调查，但不可能把资产包里每笔贷款都调查清楚。因为信息舛错称，投资者和机构只能信赖评级公司。评级公司的模型是根据历史数据做的，里面有许多假设，比如对房价的假设、对GDP的假设、对通货膨胀的假设、对利率的假设等。这些模型里当对风险的预期与现实情况相差较大的时候，评级的偏差就会很大。这时候，监管政府现实上应该从宏观政策的角度及时发现风险，但是看来监管政府做得不够，没有及时向市场提出充足的警示。

 

第四条，风险暴露以后，产生了伟大的不确定性，许多人没有估计到次贷危急会有这么大的冲击力。这种冲击力的传导机制是因为不确定性损害了商业银行的资本足够率，损害了全世界中间市场的商业银行资本足够率和投资银行的经营状态。

 

第五条，货币政府的稳固措施赓续地在防止危急和道德风险两方面权衡，特别很是困难。危急来临之后，英格兰银行、欧洲央行、美联储在对待危急的前后态度、表态，以及在救助的及时性、救助的方法方面有些不同等。所有这些不同等，现实上都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防止危急的扩散，比如流动性紧缩导致利率大幅度上升，防止信贷紧缩和经济衰退。另一方面要防止道德风险，防止不负责任地依靠当局的道德风险。这两者的权衡，是货币政府采取稳固措施中最困难的。

 

还有一个困难，假如货币政府介入太多，接受很多有题目的资产做抵押品，现实上影响了这些资产在市场上的出清和价格发现，使得市场调整期延伸，临时袒护了题目，市场出清和价格发现会减慢。货币政府应该找到一个有用的体例，既能够防止危急的扩散，又提防道德风险，还能够最大服从地保证市场价格发现和市场出清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