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65周年之际，《中国金融》杂志约我这个金融业的老兵对中国外汇贮备的变革与发展做一回顾。为此，我结合本身的亲身经历和感受，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专门扣问和拜访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事管理外汇资金的老同事，从而“串联”出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务院、人民银行、中国银行向导及相干人员对于管好和用好外汇所作出的艰苦努力。

 

　　新中国外汇贮备营运往事

 

　　1960年夏，我从南京大学卒业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国外营业管理局综合处研究组从事调研工作。当时，人民银行国外局既是管理机关，又是国家外汇专业银行——中国银行总行，对内一套班子，对外两块牌子。我们处负责信贷、计划、调研工作，而调研工作的重点是分析展望西方外汇市场的货币行情。当时，我天天去东单外贸部商情研究所，掏出路透社有关当天西方各大外汇市场行情的电条，编制西方重要货币对美元的牌价表。牌价表编好后留一份给外贸部商情研究所，以供他们主理的《外贸商情报》刊登。回到行里，我们将外汇牌价表复写16份(后改为铅印)，除送局向导以及相干营业管理处外，还要寄给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津五大口岸行和省分行，以及各大进出口公司。20世纪60年代，我多次参加了广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向大会提供外汇行情信息以及对西方重要货币汇率趋势的看法。此间，我还参与了对外贸专业公司出口商品换汇成本的调查，密切关注每年对外贸易和非贸易的收支情况。

 

　　1964年，国务院为增强外贸外汇工作，将谢寿天同道从外贸体系调回银行，担任人民银行国外局局长。作为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的一名地下共产党员，谢寿天多年从事金融外贸工作，具有雄厚的专业经验，工作有魄力，勇于开拓和担当。此后不久，又成立了由外贸部部长助理刘希文、交际部部长助理宦乡和人民银行国外局局长谢寿天组成的三人小组，从组织上落实国务院的精神。谢局长要求我们增强收集有关西方金融的信息，进步分析研究的质量。我们撰写的有关报告，不仅送三人小组，还呈交国务院向导以及相干部委参阅。

 

　　中国银行财会处清算科的几位同道分外正视我们提供的信息和相干研究资料，由于他们掌管着我国的外汇头寸(包括国家持有的外汇资金和中国银行可供付出的外汇资金)。科长曹晓星和张子芹都是上世纪40年代参加革命且在老区从事过银行工作的同道。王愉英是50年代初从上海财经学院分到银行的第一批大门生。据他们回忆，上世纪50年代，国家外汇贮备每年平均余额大约为1.2亿美元。60年代初，外汇头寸大约为3000多万英镑，重要存放在中国银行伦敦分行。60年代，中国银行香港总管理处存总行的外汇资金渐渐增多，到1966年已超过1亿美元。当时，与国家资金加在一路已有几亿美元。鉴于上述情况，人民银行联合其他部委向国务院建议，应该充分行使中国银行吸取的外汇资金为国家建设服务。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过问下，中国银行从60年代中期就开始给交通部发放外汇贷款，持续支撑我国远洋运输船队的建设。国务院在回复人民银行建议时还透露表现，在特别情况下，当国家外汇库存出现缺口时，可暂用中国银行外汇结存资金给予平衡。

 

　　为了更好地运用中国银行的外汇资金为国家创汇，经人民银行报国务院批准，中国银行可用本身的外汇资金从国际市场购进一批黄金。清算科的赵孜龙是1961年从北京外贸学院卒业分来的大门生。据他回忆，也许在1968年2月下旬，谢寿天局长带他去国务院向李先念副总理汇报用外汇购买黄金事宜。他们事先约见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段云。谢局长与段主任很熟，晤面后大家随意聊了一下子。后来说到正题，段云问：“你们打算买多少？”谢局长回答：“预备买10吨。”段云说：“为什么不能多买一些？”谢局长一听这话，立刻武断改口道：“好，那就买20吨。”其实，谢局长原先就想多买些，但又不知是否恰当，没敢直接提出来。随后，他们同等商量好，20吨这个数字让赵孜龙来说，由于他年轻，万一副总理对购金数量有质疑，大家也好有台阶可下。当他们三人进入李先念办公室后，段主任特地介绍了赵孜龙的身份，由于李先念副总理早已认识谢局长。谢局长进一步向李先念说明了购买黄金的相干情况。李先念听后问道：“你们预备买多少？”这时，赵孜龙赶快回答说：“预备买20吨。”李先念当即拍板：“那就买20吨吧。”听到此话，喜出望外的谢局长立即给赵孜龙使了个眼神。赵孜龙心心相印，赶快脱离副总理办公室，径直去段云办公室给科里的王愉英打电话，让她立即关照中国银行伦敦分行从自由市场上购买20吨黄金。

 

　　此次购金操作，恰逢美元出现危急。为了维持美元汇率，美国与其他重要西方国家拼凑了“黄金总库”，竭力使自由市场金价大体保持在每盎司35美元的官价水平，这也是中国银行此次购买黄金的价格。但因为美元危急迟迟得不到化解，此后不久，国际外汇市场掀起一轮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风潮，迫使美国解散了“黄金总库”。1968年3月，美国公布黄金执行双重价格：只对外国中间银行维持官价，而对自由市场金价则听任其波动。此举立即导致国际市场金价赓续上扬。大家都认为，清算科这次的购金操作时机选择得特别很是好。中国银行可获得丰厚的账面利润。但随后人民银行向导从战略考虑，决定这20吨黄金用于增补国家的黄金贮备库存，并全数分批运回国内。据王愉英回忆，这些黄金以国航包机运回，有的存放在北京的人民银行金库，有的存放在人民银行其他省市金库。赵孜龙还曾与人民银行押钞人员一同开车去首都机场接货。据清算科从中间财金学院1963年卒业的刘茂珍回忆，他还专门从北京乘飞机去伦敦接回了一批黄金。随着国家外汇资金渐渐充裕，人民银行后来按当初的买入价格，把这20吨黄金折合成外汇归还给了中国银行。这充分表现了中国银举动补充国家黄金贮备作出的贡献。

 

　　探索外汇贮备管理体系体例变革

 

　　为了适应对外改革开放的必要，1979年3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了国家外汇管理局总局，并赋予其管理全国外汇的职能。与此同时，中国银行从人民银行分设出来，专门利用专业银行职能，但在机构设置上仍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我工作的研究处升格为国际金融研究所。

 

　　1982年7月，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中国人民银行职能及其与专业银行关系题目的请示》，其中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国的中间银行，是国务院向导下同一管理全国金融机构的国家机关，重要义务与职责之一就是同一管理外汇、金银、管理国家外汇贮备和黄金贮备，制订人民币兑外国货币的汇率，代表中国当局从事有关的金融运动。同年8月，国务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媾和国务院的决定，将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划归中国人民银行向导，成为央行的外汇管理局(后改称国家外汇管理局)。从此，国家外汇管理局与中国银行总行彻底分开，中国银行不再承担集中管理外汇的职能，但同一经营外汇的职能不变。

 

　　在新的体系体例下，国家外汇贮备(即人民银行外汇库存)继承由中国银行负责经营。为确保资金安全及时调度和保值增值，国家外汇贮备仍然与中国银行的外汇结存资金一路运作，以备国家外汇付出的必要。此时，中国的国家外汇贮备由两部分组成，即国家外汇库存与中国银行的外汇结存。这种经营管理体系体例是由我国特别的历史缘故原由造成的。当时，这一特别制度安排也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认可。由于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原则，一国外汇贮备包括该国官方持有的所有外汇，而不论官方贮备来自何处。中国银行是国家外汇专业银行，其持有的外汇当然可以被视为国家外汇贮备的一部分。

 

　　1983年，国家执行外汇留成制度和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大大促进了出口贸易的增加。这一年国家外汇库存增长到89亿美元。假如加上中国银行的外汇结存，国家外汇贮备达到147.42亿美元，1984年后，我国经济出现过热倾向，进口激增，经常项目出现逆差。1985年我国外汇库存降落到26.44亿美元，但若加上中国银行的外汇结存，则昔时国家外汇贮备仍保持为144.20亿美元。

 

　　自1986年起，国家外汇管理局渐渐改变国家外汇库存由中国银行同一经营的体例，存放中国银行的外汇比例有所降落。因为外汇付出增长，1988～1989年，国家外汇库存再度降至低位，这期间的外汇缺口都由中国银行外汇结存予以填补。由此可见，正是因为我国外汇贮备中包括了中国银行的外汇结存，整个20世纪80年代，我国外汇贮备基本保持在100多亿美元的水平。1989年、1990年，人民币汇率两次下调，推动了我国外贸出口的大幅增加，加之资本项目外商直接投资大幅流入，国家外汇库存增长较快，并实现了持续稳固的增加。

 

　　1990年夏，我参加了中间政策研究室在中南海召开的会议。江泽民同道和宋平同道就世界经济形势以及对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听取意见。我细致地汇报了国际金融形势并提出对策建议，受到了向导们的首肯。会后，宋平同道把我留下，专门扣问了我国外汇贮备中国家外汇库存与中国银行外汇结存的关系。我逐一作了回答，他很写意。  

 

　　严酷来说，外汇贮备是一国当局拥有随时能够动用的外汇资产。把中国银行外汇结存列入贮备有其特别性：一方面是国家付出的必要，另一方面，中国银行是国家银行，其外汇资产天然也是国家资产。但是，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后，成为一家自立经营的国家外汇专业银行，此时再把经营性的外汇结存列入国家贮备，那就混淆了两种性子截然不同的资金。有鉴于此，从1993年起，参照国际通畅做法，经国务院批准后，国家外汇贮备不再包含中国银行的外汇结存，其范围只有国家外汇库存，从而真实反映了我国外汇贮备的状态。

 

　　外汇贮备管理面临的新挑衅

 

　　从1994年起，我国外汇体系体例改革进入新时期，执行结售汇体系体例，所有的外汇收入同等卖给人民银行，并建立了银行间市场，外汇贮备的经营管理悉数归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从此，中国银行结束了集中同一经营国家外汇的特别地位和作用。1996年底，我国提前实现了经常项目开放，国家外汇贮备突破了1000亿美元。2002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贸出口和外资流入快速增加，2006年底，外汇贮备突破了1万亿美元，跃升至全球榜首。截至2014年6月尾，我国外汇贮备高达3.99万亿美元，依然雄踞世界第一。

 

　　2007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完美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增强外汇贮备经营管理，积极探索和拓展外汇贮备的使用渠道和体例，采取综合措施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对此，我陆续发表了几篇有关新时期完美我国外汇贮备管理体系体例的文章，在业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有的研究报告还被有关部门呈送国务院向导参阅。

 

　　2008年9月，美国爆发次贷危急并敏捷演变成一场紧张的国际金融危急。在深入分析后，人们普遍熟悉到，全球经济金融失衡是此轮危急的重要缘故原由。这种失衡也体现在全球外汇贮备的失衡上，即外汇贮备分布的失衡、结构的失衡以及运用的失衡。失衡的缘故原由是多方面的，既有国内也有国际的因素。今天围绕我国外汇贮备所产生的种种题目，不仅是经济发展进程中自身失衡的反映，更是当今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体例失衡的效果。它与我国国际收支政策、经济结构状态有关，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关，其发展前景更与中国将来经济金融发展战略有关。

 

　　在解决全球失衡的过程中，假如在外汇贮备管理上缺乏大战略和长远眼光，不仅有损于改革成果，还会对往后改革进程产生不利影响。针对数量重大的中国外汇贮备，我们必须树立外汇贮备管理的新思维，制订新的顶层设计，加快创新步伐，使外汇贮备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和进步国民生活水平，在国家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我撰写了《中国外汇贮备研究——考量与决策》一书，阐述本身多年来对外汇贮备管理改革的思考和主张。

 

　　在周全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我国外汇贮备改革需厘清四大关系。一是外汇贮备与汇率政策的关系。在固定汇率制度与浮动汇率制度下，对外汇贮备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要加快形成和完美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加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通过汇率变动来调节外汇供求，促进市场稳固。二是外汇贮备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关系。在目前的情况下，外汇占款和基础货币的投放关系密切，即外汇贮备的形成过程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外汇贮备的应用过程又与财政政策有关。为此，应该深入探究外汇贮备与货币政策的关系、贮备管理体系体例与财政的关系，找到一条优化政策关系和管理体系体例关系的路径来。三是外汇贮备与国际收支政策的关系。国际收支的政策直接影响到外汇贮备的规模和结构，分外是如何改变长期双顺差以及中美经济的特别关系。为了有用地管理外汇贮备，必须对国际收支相干政策进行调整。这涉及经济结构的调整、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动态平衡。四是外汇贮备与人民币可兑换进程的关系。人民币可兑换这一关中国一定要过。人民币实现可兑换，渐渐成为国际贮备货币，可以削减不需要的外汇贮备量，中国重大的外汇贮备所带来的相干题目也可迎刃而解。人民币可兑换之后，外资和人民币流出流入的途径将大大增长，外资与国内经济、人民币与国外经济的互动性也必然会进一步加强。为此，我们必须周到制订人民币实现可兑换的时间表，细心权衡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利弊得失，确保我国重大的外汇贮备能给国民带来更大的福祉。■

 

　　作者系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