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历来的想象中，华尔街这个操纵着整个世界金融命脉的地方一向是那些身着深色三件套装洋装、讲究繁文缛节、因聪明过度而过早“绝顶”的白种男人们冒险与游戏的寰宇；因此，香港出生的亚裔女性AmyKong的成功就格外埠令人关注和侧目。获得纽约大学MBA的AmyKong，于1985年到1995年的短短十年期间，将美国大学教师退休基金（CREF）亚洲投资组合的规模增加了100倍，即从5000万美元扩张到50亿美元，而这些投资增值几乎占当时美国大学教师退休基金海外投资增值的绝大部分。凭着这份骄人的投资业绩，AmyKong在传统的男人当道的国际投资界稳稳地占有了一席之地，并被有关媒体评论为是一个“tigerish”（虎虎有气愤）的女人。

　　伍惠文（AmyKong），出生于香港，中学时代随家移居美国，从前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学院，1980年获纽约大学商学院金融专业硕士学位；1983年加入BNP公司，担任基金保举经理；1985年加入美国大学退休教师基金（CREF），成为其亚洲投资组合营业的投资管理人，在其任内，AmyKong把CREF亚洲组合的规模从5000万美元扩展到了50亿美元，并覆盖了亚洲的重要资本市场；1998出任设立于纽约、专门面向中国内地的高成长企业进行风险投资的赛博投资基金（CyberCityCapital,LLC）总经理。

　　分析致胜

　　——纽约、香港、深圳、上海、北京……

　　这些不同质的城市构成了AmyKong广阔的运动区间，华尔街的资本则通过她看似繁杂的举措轨迹辐射出单一的数字旋律：流动和增加。

　　“我其实并不是个很有野心的人”，AmyKong在介绍本身时说道，“我很少去想我肯定要怎么怎么样；但就我的个性而言，我的确不喜好天天重复做同样的工作，而是常常必要去探求新的挑衅。所以，上大学时我就决定本身往后要去做金融与投资，由于我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很是吻合我个性的事业，金融投资领域会令人领会到一种赓续变幻着的、偶然甚至会令人感到窒息的伟大的风险、压力和挑衅，同时也会让人领会到如在峰巅般的成就感和成功的欣快。”

　　所以，1980年AmyKongMBA卒业后就果断地闯入了华尔街，当时正值美国经济低迷，AmyKong只能从兼职证券分析员做起。“我当时拿到的每小时15美元的薪水是美国证券业的最低薪金，但我照旧坚持了下去。”AmyKong说道。1985年，因为其亚裔的背景和华尔街的从业经历，一家猎头公司找到AmyKong，并使她成为了美国大学教师退休基金亚洲区的投资管理人。从此，AmyKong踏上了她事业的极新出发点。

　　许多人单纯地以为是女人的直觉帮助了AmyKong在动荡不定的亚洲资本市场上规避风险并获得可观的投资收益，AmyKong对如许的看法很为不屑：“这绝对不是靠什么直觉，而完全是分析的效果。”AmyKong说道，“在投资这个领域，不经分析而单凭直觉做事一定要失败，眼光最终只能来源于对各种复杂相干因素的分析，而我天性就喜好做分析。”的确，从AmyKong神采奕奕的目光里，我们感觉更多的是一名职业投资者理性的睿智和精明。

　　看涨中国

　　虽然身在纽约工作，但AmyKong的头脑和心却一向萦绕在亚洲。或许是从前生长于香港的缘故，AmyKong对亚洲始终情有独钟，并坚持认为亚洲相对拉美和东欧，投资回报会好得多。她本身的现实投资业绩也充分证实了她这一观点。几年前AmyKong对亚洲的投资，重要还集中于东南亚和韩国；而对于中国内地，虽然她一向抱有很强烈的爱好，但因为种种限定，她所管理的基金一向没能大规模地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

　　1998年，募集有10亿美元风险资本，专向投资于中国IT产业的赛博投资基金在纽约成立，董事长蒋小明约请AmyKong出任基金的总经理，这使得AmyKong从此拥有了一个可以大规模向中国投资的举措载体。“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投资了四家中国的高科技企业，”AmyKong说道，“根据我小我的经验，对于许多企业只要问上几个题目我就能判断出它们是否值得投资。不过我们在初始投资时都特别很是郑重，只有在3年内能给我们带来至少20倍以上投资回报的企业我们才予以考虑。所以，有水准的管理团队、产品的差异性和竞争性上风、市场的高成长性以及较高的进入壁垒是我们在衡量企业时的几个重要指标。”

　　中国的软件产业在经历多年的发展之后，虽然已经有了长足的提高，但相对于其它国家尤其是美国照旧特别很是落后，响应的软件企业发育也不是很完美，这其中有着深刻的制度上的和文化上的根源。“其实，如今中国的投资环境，还不是分外成熟，”AmyKong说道，“有些东西我们企业能解决，但有些东西是企业解决不了的。由于大环境不好，所以我们就只能做小环境，我们基金的伙伴企业——深圳赛博维尔软件产业园的建立也正是基于这个理由。通过如许的运作，赛博投资基金就成为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目前唯一的一个拥有本身孵化园区的风险投资公司。而且我们不仅只是在硬环境上做一些莳花栽树的工作，我们更紧张的、也更擅长的是做软环境，做配套的技术和金融方面的服务。我们这个基金通过参与建设知识经济特区，把国际风险资本引入深圳，从而带动起资本潮和技术移民潮，并进而达到促进高科技创业企业在中国发展的目的。”

　　在中国做风险投资，一个重要的风险就是中国响应法律建设的滞后。“中国的法律并不是很完美，”AmyKong说道，“法律不完美的效果是，统统事情都经常要通过人的关系、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虽然这对于我们风险投资基金而言，是额外增加了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也不能等到统统都安排好了之后再来。所以在中国做风险投资，最紧张的一个素质就是不能泄气。我曩昔一向在做国际投资，我知道在国际投资中，文化差异是很紧张的。不同的国家，文化、社会、经济等许多方面都有很多不同，因此要用不同的办法来解决，一种手法走遍全世界的商业模式如今还没有。我本身是中国人，多年来也一向在跟中国人打交道，对中国的情况比较认识，所以，我们拥有着其它外国公司所不具备的上风。”

　　关键指标——人

　　国际风险投资界一向流传有一句名言：宁可投资于一流的人来开发三流的项目，也不投资三流的人来开发一流的项目。所以，风险资本家在投资决策中，放在第一考虑位置的始终是人。“人才是最紧张的，我投资当然最注重的也是人、是创业团队的团体素质。”AmyKong说道，“其实技术并不是很紧张，有了合适的人，我们可以从表面引进技术。中国不缺聪明人，目前最缺乏的是能够实践国际通畅管理理念的企业家。而且，中国跟硅谷不同，硅谷各个行业都已经很发达，所以他们偏重要看企业的产品、技术是不是很先辈；但中国还没到这个田地，中国还在追赶。所以，人的因素就至为关键。在社会名誉普遍匮乏、管理理念也未能与国际接轨的条件下，假如企业家不能百分之百跟我们一条心，同心专心一意地与我们合作，我们是决不会对他投资的。”

　　在对待人的题目上，中国和美国有很大的差别，“在美国是用制度来管人，在中国还很讲究用人来管人，”AmyKong说道，“但我认为在中国我们还不能完全照搬美国的那一套，还得一半对一半。所以，我们投资企业首先要看其产权是否清晰，其次才是调整其产权结构使之趋于合理，以便于充分调动企业家及其管理团队的积极性。”

　　企业的资本结构面向国际市场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从这一点上说，赛博投资基金与其它很多风险投资基金一样都正在为中国的风险投资业谱写着媒介。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出一批本土的但有着全球意识的企业家，既是赛博投资基金对中国的贡献，也是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AmyKong作为这一使命的承担者，已经预备好了将本身的将来20年时间用于中国来冒险和收获！